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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的孩子:叩问未来发展之路上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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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7 15:50: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当北京、江苏、浙江针对中小学生被越来越重的学业负担拔苗助长得厉害而推出一轮又一轮中小学生“减负”政策时,位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县域内的学生们,却还在缓慢地“放养”中自我生长。然而,这种状态绝对不会被一线城市的家长们羡慕,因为他们知道,未来这“两个世界”的孩子们一定会被放到同一个尺子下测量,不论你之前是“助长”的还是“放养”的。北京市海淀区黄庄代表了中国学生课外补习的典型空间,在那里时间被严重挤压,一个小时内的每分钟都被精确计算;时间被严重放大,任何一分钟的浪费被上纲上线到影响未来的人生。而在笔者所描述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中,那里的学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时间被缓慢地拉长,每个时间段填充的活动单一甚至单调,他们并不知道未来的跑道有多长,只知道在眼前这一段路程上如何奔走和打发时间。

本文着眼于这样一群特定的人:县中的孩子。他们什么时候被分化出来成为我们需要单独讨论的对象?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成为这一辈孩子中独特的一群人?他们的出路在何方?本文所报告的碎片式的现象和表述,是经由笔者在3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调研时所做的访谈和所见所闻汇总而成。为了遵守研究伦理的要求,本文恕不详细交代调研县域的基本状况,重点考虑研究现象所彰显的内在逻辑的典型性和分析理路的自洽性。

“回望往昔,照顾下一代曾是共同体分担的集体责任,但这种伦理在最近几十年已经消散殆尽。‘我们的孩子’,曾是邻里各家各户的孩子,现在裂变为一家一户的子女,而这种观念的流变对富家子和穷家子来说有完全不同的影响。”帕特南说的是美国城市家庭由于居住隔离所带来的在教养孩子方面的分层与分隔,这使得美国梦处于危机之中。我们有中国梦,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处在县域内不能实现跨区域流动的家庭,其经济状况和孩子的教育状况一路走低,但与此同时,能够实现跨区域流动的家庭可以凭借经济实力为基础,为孩子匹配最合适的教育资源。县域作为中国基本的资源分配框架和政体基础,如果教育不能在夯实“大国之基”中起到相应的作用,则中国梦会如何?

一、自我定位:被淘汰下来的人

“现在初中班主任都会说千万不要来县中读高中,不然一辈子就毁了。但凡家长有个一官半职或者固定职业的,孩子不离开县中就是没出息。”这是县中的老师和学生的共识,尽管他们就呆在这所学校。县里的高中,从前是县域内教育系统中的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现在被鄙视至此。这些“被留下来的孩子”在县中很容易自我放弃,也不知不觉被抛弃。“中国人现在非常焦虑,家长趋利心态非常强烈,孩子进入好学校以后巴不得别人不要和自己竞争了。在脑体劳动待遇差别非常大的情况下,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从事体力劳动。”这是外部观察者的分析和判断,把板子打在了家长身上。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利、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付意愿、对学业成绩的高度关注等因素,都促使县域内的“优秀”孩子出走了。“出走”的途径有很多,成绩好的孩子机会更多,而就算学业成绩不那么优秀的孩子也同样可以走。“有很多私立学校,你只要考过去,满足它的条件就可以,而且如果有关系,多出点钱也可以”;“地级市市区里建了好几所民办的学校,还有一些重点中学,他们的招生政策比较优惠”。这是在各种学校公开招聘的大潮下依然被留在县中的教师们总结的。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下,人们普遍认为孩子在县中读书是“没有出息”的表现,而留在县中没能走出去的教师也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留下来的孩子总是被老师拿来与出走的孩子进行比较,这些孩子本来还可以在一支水平不错的大队伍中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现在队伍中站在前面几排的人都走了,他们似乎就有机会站在前排被精心对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县中的衰败是一个大趋势,现在有名牌效应,家长会感觉省会比地级市好,地级市肯定比县城好,县城又会比农村好。”“我们县里面就是有这种风气,特别是领导的小孩,初中就出去了,生源流失的一个症结就在这里。”县中的老师们大体上如此总结生源外流的原因。耐人寻味的是,很多受访者都喜欢去追问和分析生源流失的原因,面对城挤、乡弱、村空的现实,笔者也很愿意探讨出路何在。然而,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能给出清晰的路数,若要等到因果关系全部厘清后再行补救,那就为时已晚。这看起来是一个无法走出的困局。

实际上,能在县中念书的孩子在当地也是属于幸运儿和成功者。一位高一学生家长说:“两个小孩到县中念书是自己考过来的,我的大女儿考了班里第一,当时考上了,但是刚好要分片了,她回家就哭,她说妈妈我上不了县中了。后来大女儿初三考到了县中,就特别开心。”

在笔者报告了部分调研成果后,有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质疑,认为学生只要有流动的能力,就是应该被鼓励的行为,别人无权置喙,这是一个社会的民主和进步的表现。然而,伯恩斯坦在讨论“有效的民主”的条件时提出,首先,人们必须感觉到他们在社会里有筹码,即能接受和被给予;其次,人们必须有信心,现行的制度安排能否实现这些筹码?如果无法实现,就得给出一些理由。如果这个筹码没有实现或只有部分实现,那么“给予”的充分理由便影响不大。可见,家长和学生必须感觉到他们在学校里拥有筹码,对于学校的安排有信心,能帮助他们去实现或提升这一筹码。若是无法实现,那么他们能够得到一些官方的解释,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会主动归因和解释。因此,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根本不用做复杂的计算和公式模拟,生活经验早就教会了他们如何去掂量自己手里的筹码,来决定接受多少,给予多少。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在比较中生活,并且看到自己未来的有限性和最远的边界。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以后,不同的家庭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在孩子降生之时就以一种给定的状态而存在,这就是县中的孩子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他们和他们的家长也渐渐懂得了一个经济学通过长时段的纵横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只要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不断加剧,即便是社会的流动速率保持不变,出身优越的孩子还是可以遥遥领先于那些出身卑微的孩子,起步阶段就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人到终局更是遥不可及。



二、学业选择:随意与自负并行

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在2018年逐渐向全国各省份推进,这项改革牵动了几乎所有中学生家庭的神经。其中,选科、选考不论具体细分措施为何,提高学生的“选择性”和“选择能力”的原则是已经确定的。这种政策措施所依据的信息显然是城市中的优质学校提供的,对于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如何应对?他们的老师如何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看待他们在当下的挣扎?

他们的老师这样评价他们:“现在的学生基础比之前的学生要差一点,各方面的积累不够,知识储备比较少。从测试成绩上看的话,分数都不会太高。现在很多学生学习起来都很吃力,他们不够自律,比较受学习环境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父母比较年轻,缺少陪伴。部分同学还是太迷茫了,找不到目标,积极性差一些,没什么想法。他们其实真的是缺乏目标,不知道以后自己要干什么工作,成为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社会形势的严峻。平时会给他们讲学习重要性和就业严峻的形势,刚开始效果还好,但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学习习惯问题,从小学、初中开始就养成了一种惰性,不主动。”

而县中的孩子们自己又如何评价自己的教育环境和质量呢?当笔者问他们如果自己未来有孩子,是不是愿意送孩子来县中上学,重点班的学生如此回答:“那要看情况决定是否让自己的孩子在县中读书,不知道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教学质量很重要,如果管理很松,对小孩不好。”“我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回县中读书,觉得这里成绩不够好,清华北大才是我满意的水平。”“我不建议家里亲戚的孩子来这里读书,目前看来县中不是很好,希望他们去好一点的学校。”他们尽管是留下来的孩子,并未担负太多的期待和希望,但他们也会去审视自己的生活,检查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客观而不失深刻,同时又透出隐隐的不甘与自负。

近在眼前的学业选择,构成了他们人生中第一道最重要的选择题。选科上的迷茫和随意,与对学科的了解存在巨大的刻板印象并行。县中的孩子们普遍认为,历史和政治主要是靠背诵,男生一般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女生更擅长的;物理和化学是聪明人的选择,但也不见得能学好,女生更困难。学生在学业选择上的认知与一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众没什么区别,而教师似乎根本没有感受到这是一个问题。殊不知,在新高考改革的大势之下,这些传统的文科类课程都不再是考书本上只需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而是考察更宽泛的阅读面和分析能力。显然,县中的孩子还在“冬眠”的状态,而县域之外,与他们有着深切相关的教育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曾经负载了激发地方办学活力和承担地方办学责任的使命,今天看来,无所作为的县级管理体制已经成为一种隔离县中孩子的无形的屏障。

三、课余生活:信息处理还是即时快感?

县中的孩子们对于学校的现状和问题淡然处之,令人在他们身上看到最朴素的态度和情感。面对各方都十分担心的学校安全问题,他们不以为意,反而发现村民所养的经常窜到学校操场遛弯的狗其实是一条“网红狗”。与一线城市知名中学的学生那么老练地参与公共舆论相比,他们以平常心看待这个世界,并与之和谐相处。

尽管学生对学校内的条件安之若素,但一位数学老师却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里的学生条件都很差,有一个学生一个星期只有30元的伙食费,没有什么衣服穿,我就拿了几件毛衣给她,她很感动,但是她现在不读书了,家里确实太困难了。坐公交两块钱也是钱,我就把我不是很好的单车给她。”

真正反应学生阶层状况的,不仅仅是所就读学校的层次和名气,更表现在课余生活上的安排。县中的孩子们将玩手机、娱乐、听歌、喝奶茶、逛逛商店、买买生活用品当做课余生活中可以讲述出来的部分,描述都比较简单,充满了单调的快乐。“我课余时间喜欢看电视剧,很少看韩剧,大部分是国产的。喜欢听歌,没有固定喜欢谁,随便听。”“我课余时间喜欢学习,我每天6点起床,做很多题目,我想考重点。”这是一个高三重点班的学生。而高二的学生则还没有进入到面对高考的预备紧张状态。“我喜欢看综艺节目,也没有固定的,比较好玩的搞笑的。现在学校不让带手机,放假回去刷微信推文和B站。”“我回家一般会刷手机,和朋友出去逛,买买买,准备在学校一星期的生活用品。”高一的学生则更接近自然的生活状态:“我周末一般睡觉,出去玩,和同学一起喝奶茶。”总的来说,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课外补习,把大多数的课余时间都放在刷手机、看电视和做兼职上,只有极少数的重点班学生才会有意识地进行额外的学业训练。

“玩手机”这件事在今天实际上就是上网。帕特南在观察了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的孩子们后发现,同样是在上网,来自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及其父母)更多地是在寻获信息,关注工作、教育、政治和社会参与、健康和时事新闻,而下层阶级的孩子及其家长则更看重网络的娱乐和消遣功能。线下的差距延续到了线上,互联网并没有改变其运用方式上的不平等。现如今的年轻人可以实现他们同世界的即时互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通向知识和机会的平等渠道。

当一线城市的孩子运用互联网时,他们更有能力收获我们当下数字化经济和社会的红利。即便县中的孩子有着相同的上网渠道,但他们也缺乏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形成数字时代的头脑,无法利用互联网来增加他们的人生机会,更多的是停留在原地,享受手机上网带来的没什么营养的网络快餐以及电子游戏所给与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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