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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女一心想生男孩 连生8女儿困在产床15年

2017-1-4 10:5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1| 评论: 0

摘要: 生第8个女儿的时候,43岁的夏月蝉觉得自己这次“真的活不下去了”。随丈夫到厦门打工15年,这个贵州女人就一直在生孩子,“肚子没平过”。她想要生个男孩,为此肚子“越生越薄”,皮肤被衣服擦过都觉得疼。之前几次 ...

生第8个女儿的时候,43岁的夏月蝉觉得自己这次“真的活不下去了”。

随丈夫到厦门打工15年,这个贵州女人就一直在生孩子,“肚子没平过”。她想要生个男孩,为此肚子“越生越薄”,皮肤被衣服擦过都觉得疼。

之前几次生产,夏月蝉都不去医院,就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完成。出租屋在半地下,够10口人“挤挤睡下”,两张铁架床和一张竹床占据了大半空间。阵痛来临,夏月蝉平躺在床上使劲,丈夫王忠魁剪脐带。消毒“最好用酒精,没有就用白酒”。

即将迎来第8个孩子的时候,夏月蝉最大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已经11岁了,最小的还不到1岁。她两手腕各有七八个扎针留下的瘢痕,大腿上全是摩擦的淤青。接产的女医生看不下去:“你为什么拿命换这个孩子?值得吗?”

这些孩子中5个没有户口。还有两个孩子生下不到一个月就生病夭折了。她花了半分钟才想起次序可能是“在老六前”——“太伤心了,不愿多提”。夏月蝉年龄最大的双胞胎女儿在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小学读五年级,很多孩子都不愿和她们玩,说她们“头上有虱子”。

搞计划生育的人来过,但夏月蝉并不担心——“我们困难大家都知道,怎么交罚金呢?”

夏月蝉除了怀孕和哺乳之外,只能靠捡垃圾补贴家用,丈夫王忠魁一个人打零工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就在老八降生前不到一周的时候,王忠魁为一个老板清理被刮倒的铁皮房,接触了漏电的高压线,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夏月蝉听到丈夫的消息伤了心,瘫软在床上下不来。

他们的同乡记得,这一家子15年来住在厦门湖里区安兜社,很少与别人来往——“这家人知道别人在议论他们,生了这么多。”同乡们揣测,他们对儿子的执着来源于王忠魁。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一脉单传。

夏月蝉告诉记者,15年间,王忠魁从未表达过一定要个男孩,也从未抱怨过生了女儿。

夏月蝉也知道重男轻女不是个好词。但想生一个男孩的愿望还潜藏在这个家重叠的阴影里,偶尔被路过的老鼠尾巴扫过。

每次怀孕,丈夫都会抚摸着夏月蝉的肚子说,“我猜,这次怎么样都是一个男孩了。”

每一个女儿降生的夜晚,夫妻俩在黑暗里睁着双眼。夏月蝉偷偷观察丈夫,他正注视着女儿叹息流泪。她于是也流下眼泪。

夏月蝉感觉丈夫对女儿,“表情不一样”,走在路上看着别人的儿子表情也不一样。她难以描述那是一种怎样的表情,只是说,“你看到就懂了,女人都会懂的”。

有些时候,她觉得“受不住了”,看见隆起的腹部“就发抖”,“每一次生孩子,都是死一次”。但是很快又坚定下来,“我要尽力,为了老公”。

王忠魁和夏月蝉从未领过结婚证。“一起出去打工,就算在一起了。”王忠魁体谅妻子,早晨出门前常帮着把堆积的女儿衣服洗了,也很少和妻子吵架。让两人都印象深刻的一次争吵是在来厦门的第一年,夏月蝉想工作,王忠魁不同意——“我养你!你为什么要工作?”

在这个贵州汉子心中,男人养家,女人顾家,是天经地义的分工和义务。

“自从结了婚,我觉得自己像鸟儿被关在了笼子里。” 夏月蝉感叹,“再要自由自在,只能在梦里,或者我死了。”

出租屋越塞越满。常有好心人上门送些旧衣物,有时会多劝几句“生男生女都一样,我有个孙子还想要个孙女呢”。和王忠魁同来厦门的同乡郑传娇多年无子,收养了一个女儿。

但郑传娇仍觉得,“不管哪里,有个男孩都是光荣的。”

为了这份“光荣”,生孩子成了夏月蝉唯一的事业。这次生老八实在太凶险,不得已去了医院。医生建议剖腹产。需要多交2万元,她咬牙忍住坚持顺产。

“我真的尽力了,非常非常尽力了。”月子里虚弱,她困在床上,拿手挡住眼睛。

夏月蝉没有什么朋友,她每天都在凌晨醒来,烧水、做饭、给小的喂奶,催大的上学。白天,她挺着大肚子,招呼一群孩子,出门捡垃圾。等孩子都睡下,她需要换洗收拾。

东西越收拾越多,视线所及全是杂物。拳头大的女孩鞋子像果实一样挂在铁衣架上,一串七八双,深深浅浅的粉色。高架床底藏着一根细竹棍。气不过的时候,她用来管教女儿,打完心疼后悔,她又抱着女儿哭,鞋子串就随着床架晃动。

捡垃圾的工作是与王忠魁多次交锋后争取来的。王忠魁不希望妻子辛苦,也觉得丢脸。夏月蝉则希望能多少补贴点儿家用:2个大塑料瓶1毛钱,15根铁棍则能卖1元钱。杂物堆在门口,几乎挡住了半个家门。

这不是夏月蝉想象的生活。来厦门前她坐了三天的绿皮车,本以为会抵达一个广大的世界,“生活会越来越好”。

在贵州山里的时候,家里的亲戚叫她“敢子”,是个大大咧咧甚至有点野蛮的女孩子。男人会的她都会:上树摘果子,下河撑船,搬起大石头捕捉藏匿其下的游鱼。她喜欢水,眼力好,能看清水流的暗涌和转弯,长篙一戳,划出老远。

那时候她的家乡穷极了。只有过年才杀一头猪,挂起来,吃一年。招待客人的时候,割一寸左右的肉炒菜。有一次为了一盘四季豆谁吃得多,她和最小的弟弟吵架。她先拿起镰刀,弟弟一急拿斧头削了她胳膊,鲜血直流。

她记得在贵州,女人分为两类:姑娘和嫂嫂。嫂嫂们有自己的规则。有个嫂嫂结婚四五年没有生育,大家都“瞧不上”,小姑们吃饭不愿意和她坐在一起。后来嫂嫂生了个孩子,和小姑们又亲热起来。

而姑娘的最终归宿终是嫂嫂。她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没钱了。家里人求助于一个大伯,对方说:如果是男孩就借了,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终究是要嫁人的。她在门口听到了,赌气不读了。

之前看嫂嫂生孩子的的时候,做姑娘的她吓得发抖——“哪里敢想我以后也会生孩子。”但“敢子”姑娘最后还是在异乡做了“嫂嫂”。

遇见邻村小伙王忠魁的那一年,她爸爸一直着急把她嫁出去,急得拿棍子打她。她“赌气一样”,相处一天就答应和他在一起。第二天就一起坐上了东去的列车。

这个男人很矮,穿着一套特别宽松的“套服”,“谁穿都不好看”的那种。但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这是“难得的”。在去厦门的火车上,王忠魁给夏月蝉买了一瓶可乐。那时候,村里人出门都“自己带瓶子灌点车上的凉水”,那是珍贵的饮料。

王忠魁知道,“自己家庭情况不一样,必须要努力干活”。他偏爱夜班,赚得能比白天100多元。15年来,他过年只回过一次家——春节期间的活工钱更高。

即使如此,一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有时候一桶3升的菜籽油可以吃3个月。一天买1元钱的豆芽。盐巴放一点点,有点咸味就可以了。

15年来,夏月蝉没买过新衣服,全靠邻居救济。王忠魁送了她一个几百元钱的玉镯,她一直舍不得戴。

周围的打工者会不时接济这家人,但很少深交。他们有时会抱怨夏月蝉不让女儿和自己的孩子玩。夏月蝉有自己的盘算:孩子一玩会闹矛盾,这样大人也会有矛盾。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矛盾。

在孩子心目中,夏月蝉是个严厉的妈妈。爸爸出事后,两个孩子不愿意上学,“想照顾家里”。夏月蝉心急如焚,她知道读书是跳出这个拥挤出租屋的好途径。但她并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只能边哭边骂。

夏月蝉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脑子糊涂,记不住事情。她能放在每个女儿身上的精力越来越少。有一次,不到1周岁的老七差点跑丢,她以为只是去了隔壁玩耍。后来很长时间,小姑娘的眼神稍微望向门口,夏月蝉就通电似地从床上坐起,大声呵斥。

夏月蝉觉得对不起她们,“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吃了太多苦”;又埋怨她们不懂事,不体谅自己的辛苦——出租屋里的生活已经比她“当年好多了,能吃饱,有学上”。

她没有想过放弃她们。许多人打电话询问领养,被她一一拒绝了。“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养。”

她只能期望女儿嫁人,像她一样有自己的“靠山”。“女人,好像有了男朋友,就放心了。”

不过她觉得更靠谱的出路还是拥有“自己的儿子”,属于“靠山”的性别。只是王忠魁的受伤打乱了她的计划。

事故发生后,王忠魁的左手被截到只剩下15厘米,“谁能想到15厘米能有这么短呢。”他躺在病床上挥动不存在的手。自他13岁起,那只手就搅动水泥,打磨沙土,垒实厦门市湖里区江头的高楼地基。他看着那里从一片棚户区变成了房价惊人的开发热土。

“滚!”在病床,他对妻子怒吼。夏月蝉知道丈夫只是难受——“他一个男人,养家的能力没有了,不想拖累我。”

她求助于媒体,外界的帮助涌了进来。儿童衣物被整袋整袋送来,来不及折叠,只能平铺着。慰问品快要从这个小屋子里溢出去。

但这不是她急需的,丈夫的手术需要钱。一家人未来的生活也存在问题。

夏月蝉代替了丈夫承担起与外界打交道的角色。10平方米的家从未接待过这么多的访客。最忙的时候,她的电话每隔15分钟就要响起一次。那是一台150元的老式手机,“不容易被孩子摔坏”。她不懂微信和支付宝,“因为觉得那是不正经的男女勾搭的工具”,于是只能给捐助者念一个记在废收据本上的银行账户——那是王忠魁名下的账户。

截肢后的王忠魁还要等待一次又一次的恢复手术,夏月蝉不得不一个人撑起这个挤满了孩子的家。“不能生了。都这样了,还怎么生?”手术前一天,两人都对记者说。但有小男孩经过,夫妻俩的目光还是追了过去。

王忠魁希望妻子回老家,在那里带孩子。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他已经学会用嘴和鼻子使用手机。他想求求认识的老板,介绍个一只手也能干的工作。

而夏月蝉并不想回乡。这次获得捐款的体验,让她开始后悔自己对智能手机的陌生。她希望这次丈夫手术好了以后有机会学习。

她想好了,“由不得老公反对不反对”,自己要找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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